近段时间，总有朋友问我：

古代的大理寺是不是相当于现在的检察院？

和刑部、都察院、御史台又是什么关系？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中国的检察制度。

从检察制度的职能来考察，中国检察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的御史制度。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检察制度，只能是一种历史渊源。

御史制度贯穿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，职责是“纠察百官，监督地方”，对封建皇帝的过失也有责任和权力提醒、规劝和批评，对维护封建法制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。

唐睿宗说：“彰善瘅恶，激浊扬清，御史之职也。政之理乱，实由此焉。”（《唐?大诏令》）。朱元璋则说：“国家立三大府，中书总政事，都督掌军旅，御史掌纠察。朝廷纲纪尽系于此，而台察之任尤清要。”（《明史?职官志》）。

（图为清末衙审旧照）

在清末宪政改革以前，中国没有独立的检察机关。

从1906年开始，清政府陆续颁布《大理院审判编制法》（1906.12）、《高等以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》（1907.12）、《法院编制法》（1910.2）、《检察厅调度司法警察章程》（1910）等法规，将传统的中央官制的“三法司”——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，改造成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近代司法体制，即法部、法院、检察厅。

规定刑部改法部，为最高司法行政机关；大理寺改大理院，为最高审判机构；同时，自上而下分设高等审判厅、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。在各审判机构内分别相应设置总检察厅、高等检察厅、地方检察厅和初级检察厅，专责指挥司法警察，收集证据，提起公诉，监督判决及其执行情况。其后的北洋政府、国民党政府也都沿袭了这个格局：都察院改为监察部，负责行政监督；检察院即实行以公诉职能为核心的司法监督。

（革命时期，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旧址）

新中国建国前，我党在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时便设立了自己的司法机关（裁判部、法院等），同时，实行“审检合署制”，在审判机关内附设检察机构、配置检察人员、颁布相应的检察规范，展开检察活动。

当然，受制于当时战争年代的条件，有的地区检察人员由公安机关首长或其他负责人兼任；有的地区检察权由公安机关兼行，一切刑事案件的侦查、起诉、出庭公诉等职权，均由其统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根据《共同纲领》和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》的规定，1949年10月1日，检察署和新中国同时诞生，罗荣桓元帅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。1954年9月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，对我国的检察制度作了专门规定，使我国检察制度走上了正轨。至1955年，全国各级检察院普遍建立起来。1956年各级铁路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检察院基本建立。各项检察业务全面开展。

从1957年开始，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，检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，检察职能不能很好履行。1960年11月，中共中央决定公安部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最高人民法院三机关合署办公。1961年甚至一度想将检察机关合并到公安机关，后来被党中央制止，但检察工作被削弱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变。

1966年5月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检察机关受到极大的冲击，到1968年上半年，全国检察机关大部分被砸烂，导致检察工作无法进行。1968年12月开始，各级检察院被撤销，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法制几乎荡然无存，酿成新中国历史上不堪回首的悲剧。

（图为80年代鹿寨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干警旧照）

1978年，党和国家深刻总结了检察机关被砸烂、法制被破坏的惨痛教训，并“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大的重要性”（叶剑英《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》），重新设置检察机关。并在1978年宪法第四十三条中对检察机关的职权和领导关系作了原则规定。

（2016年，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）

1979年重新修订的《检察院组织法》，明确规定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，明确并强化了检察机关的职权，恢复了建国初期的双重领导体制。

从此，我国的检察制度翻开了新的一页，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。